为了回答人具有怎么的音乐性这一问题

第三章“音乐中的文化和社会”,作者以音乐为切入点探讨音乐同社会和文化之间的互动关系他运用西方音乐和文达人音乐的例子来证明“音乐可以表达社会的看法和认知的过程,但它的功效只有在下面这种情况下才会体现出来,那就是跟音乐创造者享有共同(或在某些方式上能够共享)的文化体验和个人体验的人们,用已经习惯的敏悟的耳朵去聆听音乐时”,

该书“主要体现了作者对音乐与生物学、舞蹈和政治之间关系的兴趣所在,作者认为音乐创作是人类最基本和普遍的属性并且他试图去证明音乐创作的方式怎样表现人的社会地位,它如何超越社会的划分,如何提高人类生活的品质”

到底有什么东西”,而这些非音乐的信息正是音乐中所包含的相关社会、文化的语境在中国音乐的研究中我们也会碰到类似的情况:在一种仪式中出现的某种声音,站在研究者的视角它被认定为一种音乐形式,但是在局内人却不认同,他们认为那只是仪式过程的一部分而这又将问题涉及到了民族音乐学中“局内观”和“局外观”的层面,它促使我们在实地田野工作中放下研究者的主观臆断,还原研究对象在其文化中的真实面貌,以达客观的结果

《人的音乐性》得以面世,在中国的民族音乐学理论发展中具有重大而积极的意义笔者撷取阅读此书的启示与感想,愿好书与大家分享

我们要判断人类具不具备音乐性、具有怎样的音乐性等问题,不是将人放入由欧洲人建立起来的“一系列繁琐的规则和越来越多被认可的音响模式”,而是要将特定人群及其音乐放入相应的社会、文化体系中去考察,这样音乐才会有意义,才能清楚地认识人的音乐性人在音乐性上是具有同一性的,只是由于社会文化的不一样,音乐也表现出了难易、繁简的差别,而所有这些都不能构成随意贬低或歧视其他民族音乐文化的理由

所扼杀,他们武断地设置的音乐能力评价标准抑制了人们普遍具有的参与艺术创作的能力他认为,如果能像文达人那样不装腔作势地通过音乐进行交流的话,世界会形成一个很好的平台”

为了回答“人具有怎么的音乐性”这一问题,作者在以“社会和文化中的音乐”命名的第二章中,将重心定位在社会和文化的背景上,反向探讨音乐与社会结构的关系,音乐在社会中的功能作者认为,人具有的天生的音乐潜能是为了人与人之间的交流而存在的,这种音乐能力的表现形式则与其社会和文化关系密切

作者通过前三章大量的资料论证在第四章“音响组织起来的人类”,通过对文达四首儿歌的分析,说明了任何一首音乐的分析必须将其放入其本文化背景(而不是其他文化背景)之中去考察人的行为,考察在相同的背景中乐音带给他们感情上的共享体验,这种体验正是他们文化的折射,是协调人与人之间关系的需要,而音乐则是“比喻地表达跟社会真正存在方式有关的情感”他同时强调,人的音乐性是人类共有的天性,它存在于人的体内,具有普遍性人们常说“音乐无国界”,意思是讲音乐作为人的感情表达方式,能够在很大范围内引起人们共有的音乐体验,而能够产生这种的体验,也正是人的音乐性的表现,只是不同的人因为不同的社会文化背景而有所差异

它们都是涉及到生物学、社会学、文化学及音乐学等体系的人类行为,而不能以某一个社会制定的音乐标准以偏概全,抹煞不同人类行为产生的音乐音响

【xzbu】郑重

文化相对主义音乐价值观是民族音乐学研究所倡导的一种价值观,它要求“将生活方式、行为方式和价值体系都不相同的各民族文化均视为历史发展的客观现实而得到普遍承认,并进一步认为世界上并不存在唯一的、绝对正确的民族文化,相互不同的民族文化都有其自身客观存在的价值的作用”

这一价值观体系打破了“欧洲中心论”在文化艺术领域中长期的统治地位,使人们能够客观地对待每一个民族的文化艺术形式在民族音乐学的早期阶段比较音乐学时期,英国语言学家艾利斯()在其《论各民族的音阶》中就已经体现出了这样的思想,他经过研究得出结论认为“全世界不是只有一种音阶,或只有一种自然音阶,或必须以赫姆霍兹基伟巧妙设立在音响学上的构成原则为基础那样的音阶,而是有着非常多的各式各样的不同音阶”

通过一个著名音乐人类学家的笔端,我们看到了一个非洲土著民族的音乐形态及其深厚的文化内涵但是,从另一个角度而言,布莱金是否真正深入到了文化的内部,了解到了文达文化、音乐的真正价值所在?答案并非绝对肯定并且,关键的问题在于,他的研究究竟对于文达人的社会生活和音乐的发展有几许意义,恐怕也不能绝对肯定一个民族文化的保存、生存和发展,只能通过局内人的力量,才能真正从艺术的本质规律上促进其发展笔者的顾虑并不是对布莱金学术价值的“欲抑先扬”,而只是想就民族文化的保护和传承提出一些粗浅的认识:世界各民族的文化目前都处于西方强势文化的冲击,要保持其民族文化的个性,在文化多样性中保留一席之地,必须从观念上达到真正的“文化自觉”,一定要发挥本民族的主动性否则,我们也只能从其他民族、国家的学者的笔下去寻找了,那并不是完整的文化当下,我国开展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就是基于对中华民族文化的自觉这是一场自上而下的,全国、全民族的文化行为:国家在政策的领域给予中华文化强大的保证,这是从外部条件的保护基础上为中华文化保驾护航,而作为文化主体的中国民众以及每一个细微的文化艺术品类的文化核心

(kofi agawu)评价该书“是布莱金近二十年理论思想的精华,他涉及到人的音乐性、音乐的社会角色、对音乐的讨论等方面;他展现了布莱金所熟知的文达音乐文化的实践与西方文化的碰撞这些思想出现在一个对文达音乐充满了热情和信任的局外观众身上,虽然它们并没有得到广泛的确认和推广,但是却刺激了人们去考虑在人类体验中音乐所具有的多重意义”

如果说,树立文化相对价值观是我们客观地去调查、认识和了解我们民族的各种音乐形态的基本前提,那么对“音乐”和“非音乐”两个概念的正确对待则是我们在深入一个地区进行田野工作时需要重点把握的,因为它们将对研究结果产生重要的影响

作为一个在欧洲音乐体系下成长起来的学者,布莱金难免不受“欧洲中心论”的影响,但正是作者的田野工作使他发生了观念上的改变:“正是南非文达人是笔者从此打破了自己的偏见他们把我带到一种音乐体验的世界中,并且使我更深刻的理解

体现出来,但根据听众的文化背景和现有的感情状态,任何一种音响模式都有几种可能的结构,每个人对一种音响结构都产生若干种反应”

第一章“人类组织起来的音响”,作者站在全人类的角度强调“人”在音乐的创作中的主导作用,同时以文达人在乐器演奏和歌曲中所表现出来的特性为例,对“人具有怎样的音乐性”及相关问题进行讨论而“音响”一词的使用,似乎有意地模糊了不同民族、不同社会对“音乐”概念的界定,旨在说明不同民族有不同民族的音乐,也有其相应的音乐观念,这就为他论证“人人都具有音乐性”、音乐性的普遍性和相对性奠定了基础”

要:2007年5月,民族音乐学家约翰•布莱金“how musicalman”中译本

作者站在全人类的视角看待不同民族的音乐,它们之间没有本质的区别,因为它们都是由人类行为组织起来的音响,体现了人的音乐性,体现了人与人、人与音乐之间、人与社会之间、音乐与社会之间的相互关系,如果非要在不同民族的音乐之间寻找一些不同的话,那么这个不同就是音乐的难易程度,然而这只不过是理解音乐的基础如果我们要对不同的音乐进行全面认识,那么就不能不考虑到所有的音乐行为

局内人,则是传承中国优秀文化的主要力量在这样的行为实践中,而被世界其他民族所认识

一部好书的价值也正像人所具有的“音乐性”一样,具有普遍意义和特殊意义,是能够给本专业或相关的专业领域带来一定启发和思索的,而布莱金的著作正是能为广大从事民族音乐学研究、音乐教育工作和人类学、社会学研究的学者带来知识和思索的作品

作者从一个人类学家,或者说民族音乐学家的角度,不但提出了对音乐分析以及人类音乐能力的评估中存在的问题的质疑,而且对民族音乐学进行了重新的界定,并通过文达人的生活实例论证了自己的观点他把民族音乐学与音乐学和民族的音乐学区分开来,强调民族音乐学是一种研究方法,认为它更适合从理论、步骤上去划分,而不应仅局限于一种研究领域同时,也拓展了我们的视界,将有别我们民族的不同音乐体系呈现在我们面前,使我们认识到了非我民族的文化价值,是对“欧洲中心论”的批判

音乐说到底是各民族的音乐,不同的音乐表达形式体现的是人的音乐感知、创造能力以及人对社会文化的体验,体现的是音乐、人和社会文化之间的有效互动关系因此,要判断人类具不具备音乐性、具有怎样的音乐性等问题,不是将人放入由欧洲人建立起来的“一系列繁琐的规则和越来越多被认可的音响模式”,而是要将特定人群及其音乐放入相应的社会、文化体系中去考察,这样音乐才会显得有意义

总之,布莱金围绕“人具有怎样的音乐性”这一主题,展现了一幅音乐、人与社会文化之间相互作用的图景雷金纳德•拜伦(reginald byron)认为布莱金:“对于人类先天的音乐能力作了一个大胆而彻底的断言,他认为人类内在的音乐能力是人类的特性他争辩说,人类的这一基本特质在西方世界却被

如果将“文化相对主义价值观”进行放大,那么不仅是不同民族,就是在同一民族,不同地区的音乐形式因为具有各自的社会文化背景也同样具有独立的价值,同样需要我们客观地认识

美国哈佛大学艺术与科学学院音乐及非洲和非美研究的特聘教授

就民族音乐学领域而言,他的贡献主要集中在对南非文达人及音乐进行的研究,以专著“how musicalman”最为盛名,颇为缺憾,这本早在1973年就由美国华盛顿大学出版且已译成法、意等11种文字的名作,直至2007年5月,中译本才得以面世但笔者认为,它的翻译出版对中国的民族音乐学理论发展的积极意义仍不容忽视

作者在书中提及的关于“音乐”与“非音乐”的概念,不仅欧洲与文达人的音乐观念中存在着冲突,在现在中国民族音乐学的研究中依然值得我们注意“音乐”和“非音乐”本质上是一对相对的概念,一种文化中产生的“音乐”可能在另一种文化中它就是“非音乐”,而且研究者和被研究者对于“音乐”和“非音乐”的界定也不尽相同、各有标准比如在文达人的音乐体系中,那些被叙述成一种规整节拍的语言模式就叫做“歌”,这与西方音乐的观念有着巨大的差异;而通过当地人对“音乐”和“非音乐”的界定,我们可从中发现这些音乐观念背后的本质,如布莱金所说:“只有把音乐和非音乐的信息集中起来,才有可能发现

总之,该书是一本值得一读的好书,严格意义上说,它是一本理论与实践完美相结合的理论著作,为民族音乐学学科建设提供了必要的理论支持;同时,也是一本知识含量丰富的世界音乐教学辅助资料和通俗读物,它向读者详细介绍的位于南非的文达人的社会生活及音乐世界,更是我们借以了解独特的非洲音乐文化的窗口

作为民族音乐学和人类学领域的著名学者,约翰•布莱金(john blacking)对于这两个学科的发展都具有重要的意义,他一生出版、论文、报道和唱片等,有百余种之多,可谓业绩丰厚

布莱金于1956-1958年间,对非洲德兰士瓦北部的文达人进行田野工作最初他将调查成果写成讲稿,在西雅图华盛顿大学为大学生和一些非专业人士讲授民族音乐学相关知识所用,因而行文流畅、通俗易懂他以文达人及其音乐和社会生活为蓝本,介绍了文达人与其音乐和社会生活之间的关系,进而提出其民族音乐学的相关理论和观念